能源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和動力源泉，也是推進碳達峰碳中和的主戰場。“雙碳”目標提出兩年多來，如何穩步實現能源轉型一直是各方關注焦點。當前的能源轉型背景發生了哪些變化？推動能源綠色低碳轉型的新型電力系統“怎么立”？傳統的煤電如何有序退出？

5月12日，中國新聞社國是論壇聯合能源基金會舉辦“能源中國——能源轉型再出發：先立后破，穩步推進”專題研討會，邀請專家學者對當前“先立后破”的能源轉型路徑提出具體的預測和建議。

不斷提升可再生能源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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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程院院士、原副院長杜祥琬指出，以前談及我國能源資源稟賦，經常概括為“富煤、缺油、少氣”來概括，但這僅僅是在化石能源層面的認知。當前“雙碳”目標的實現正在牽引著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增長，自然資源、技術能力以及成本的下降也在加速這一進程。

“對于可再生能源的地位，我們從本世紀初把它叫作‘微不足道’，現在稱為‘舉足輕重’，再往后應該是用‘擔當大任’來概括。”杜祥琬說。

以2022年的數據為例，2022年全國可再生能源發電的裝機達到12億千瓦，占全國發電總裝機的47%，而風和光的發電量首次突破了1萬億千瓦時，可再生能源的發電量（包括水、電在內）是2.7萬億千瓦時，占全社會用電量的31.6%。

杜祥琬進一步指出，能源低碳轉型的資源基礎豐厚，我國已開發的可再生能源資源不到技術可開發資源量的十分之一。而且能源轉型是做加法，而不是做減法，“先立后破”的轉型路徑具有長期性、艱巨性，但是方向清晰，有利于能源體系的獨立性和安全性，對確保國家長遠的能源安全、引導能源轉型具有戰略性的意義。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朱民指出，碳中和的投資規模大、周期長、風險高，早期在碳達峰前的投資主要在新能源的基礎設施和科技創新等領域，這為未來轉型打下基礎，同時也需要創新投資工具，對現有投融資體制進行改革，加大債券市場的發展，比如擴大REITs產品在新能源領域的投資規模。此前其團隊分析表明，預計到2050年，中國碳中和累計投資規模約為180萬億元人民幣。

在朱民看來，未來40年，在綠色發展模式上，中國和世界處于同一個新的起跑線，這是一個從能源到生產、消費等各方面發展模式的變化，可稱之為范式變更，對于中國整個經濟社會活動都有很大的指導意義。

“在‘雙碳’目標推進過程中，中國會面臨巨大的產業結構變化，勞動生產率提高，碳排放下降，GDP會繼續增長。我們估計到2060年中國的GDP會繼續翻兩番，也就是增長4倍，從現在的100多萬億元漲到400多萬億元的規模，這是一個了不得的增長。”朱民說。

中國銀保監會政策研究局一級巡視員葉燕斐指出，未來中國應積極發展綠色金融，有力促進能源轉型。能源綠色低碳轉型，需要更好地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和政府的有為作用，加快建立和完善全國統一的電力市場和碳市場，并加強兩個市場發展的統籌和協調。同時，應加大對集中式的可再生能源項目的綠色金融支持力度，積極跟蹤集中式可再生能源的規劃和實施，優化授信流程，強化風險管理。

“政府在這方面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能光靠開發商和金融機構。”葉燕斐表示，政府發揮有為的作用，形成規模效應之后，就能把交易成本和技術成本降下來。

“立電源、立儲能、立電網”協同推進

能源基金會首席執行官兼中國區總裁鄒驥表示，中國能源轉型做好“先立”，應有“三立”。第一要立電源，加速發展風、光等可再生能源。第二要立儲能，擁有一個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新型能源系統，才有可能提供穩定的、平穩的能源供給。第三要立電網，中國要有強大的電網，既要解決可再生能源的就地消納問題，又要能實現省際互通互濟。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是加快能源轉型、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水電水利規劃設計總院黨委委員、總規劃師張益國表示，當前可再生能源發展還面臨著土地空間、并網消納、安全運行、經濟性等難題和挑戰。在經濟形勢向好、能源消費總量穩中有升、彈性調節的背景下，應適當超前規劃建設可再生能源，以保證在能源消費總量需求超預期增長的情況下實現非化石能源占比目標。同時，新能源的發展必須提高電力系統的韌性和彈性，要科學合理開發水電，將水電作為構建流域多能互補綜合綠色能源基地的戰略支撐點和戰略保障。加大力度推進抽水電站建設，全面提升系統調節能力。

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副秘書長劉永東指出，儲能是支撐發電側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接入和消納的關鍵技術，是提升電網調節能力、綜合效率和安全保障能力的重要支撐，也是支撐用戶側能源管理和電能質量的有效手段。

“儲能形態比較多，有電化學、機械、電磁等。但目前技術發展較快、產業規模較大的，主要是以鋰離子電池為主的電化學儲能。”劉永東指出，2022年是我國電化學儲能電站投產運行快速增長的一年，2022年在建電站300座，總功率11.70GW、總能量29.03GWh(吉瓦時)極大地促進了上游儲能制造行業的規模發展。預計2023年我國風電、光伏將新增裝機容量160GW(吉瓦)左右，按2022年新能源配儲增長率保持不變預估，2023年將新增新能源配儲5.62GW。

不過，劉永東表示，從近中期來看，新型儲能經濟優勢不夠明顯，仍需統籌發展抽水蓄能、火電靈活性改造、需求響應等靈活調節資源，作為有益補充。而且電化學儲能電站也面臨許多深層次問題，這其中既有產品質量需要加強、電站管理水平亟待提升等當前需要解決的問題，也有新能源配儲制度優化、新型儲能商業模式探索、電力市場建設等深層次問題。但從長遠來看，隨著技術進步和成本下降，新型儲能將成為電力系統調節的重要力量。

在全國能源互聯網發展合作組織經濟技術研究院院長周原冰看來，構建新型電力系統尤其需要加快建設大范圍高效配置大電網，靈活柔性智能主動配電網，推動網源荷儲協同發展，實現清潔能源的廣域高效配置與和就近消納，適應經濟社會高質量可持續發展要求。

“目前，大電網正發揮重要的資源配置作用。電網技術和規模跨越式發展，大范圍、大容量配置能力不斷增強。要實現源網荷儲各環節協同發展，不僅需要加快推進技術創新和基礎設施建設，還需要政府、行業、相關企業和用戶共同努力，加快推動市場機制建設，提升綜合協調管理能力。” 周原冰預計，未來我國將建成安全可靠、結構清晰、交直流協同發展的特高壓骨干網架，同時形成西電東送、北電南供、多能互補、跨國互聯的電網總體格局。2030年，電力流規模進一步擴大，跨區跨省電力流總規模超過4億千瓦。2050年，跨區跨省電力流將達到7億千瓦。

2030年有望成為電煤消費下降拐點

能源轉型的重中之重是電力部門的轉型，而電力部門在構建以新能源為主體的新型電力系統的過程中，需要各個層次協同的發力，涉及發電端的能源結構，也涉及輸電端的電網形態以及用電端的需求交互。在這個過程中，繞不開的一個話題就是“煤怎么辦？”。

從電力的轉型來看，整個煤電或者煤炭的消費量需要來盡快進入下降的通道，但在這個過程當中，涉及煤電整體的角色定位的轉換，這不僅僅是一個技術的問題，還需要整個電力系統的管理能力的同步提升和電力市場化改革的推動完善，煤電的轉型需要克服各方面的矛盾，需要在充滿挑戰和不確定的情況下，抓住轉型帶來的發展的機遇。

“電力行業是中國最大的煤炭消費和碳排放部門，電力行業減排是能源低碳轉型的關鍵。”能源基金會戰略規劃主任傅莎表示，“雙碳”目標下，中國煤電轉型方向清晰，從長期看，非化石能源需要在未來整個能源系統中占據明顯比重，煤炭消耗量應爭取盡快達峰并進入下降通道。 但從現實層面看，煤電仍起著重要作用。

“2022年新能源雖快速增長，但仍需煤電補足用電供需缺口。非化石能源的新增發電仍只能滿足約四分之三的新增電力需求，意味著余下的四分之一需要常規能源補足，其中一半源自煤電。”傅莎指出，電煤消費預計于2030年后進入下降拐點，該時期內新增電力需求將盡量由可再生能源電力滿足；之后可再生能源電力將大幅替代煤炭，預計到2060年煤炭消費量下降到約3億噸。同時，隨著電氣化需求上升，未來電力需求將呈大幅上升態勢，從2020到2023年的年均3.8%的增速，后續接近2%的增速，到2060年電力需求可能會達到19.3萬億千瓦。

中國“富煤”地區的能源轉型尤其值得關注。內蒙古北宸智庫研究中心首席專家文風表示，內蒙古的煤炭儲量依舊占全國16%，目前正處在“風光入場、多能互補”的階段，煤炭正在由能源屬性變成原料屬性，進入化工序列，一部分碳的成分就轉化為產品固定下來。下一個階段是在綠電支撐下，推動高載能、高排碳、低水平的產業向高載能低排碳、高水平的產業轉型。

“目前內蒙古掌握全國57%的風能資源，超過21%的太陽能資源。同時，大量的煤炭資源加上龐大的火電機組，為下一步新能源大規模的并網接入提供了基礎和前提。特別是擁有相對獨立的蒙西電網，為探索新型電力系統和新能源的接入提供了先行先試的機會。”文風預計，內蒙古未來將實現“兩個超過”和“兩個率先”。到2025年，內蒙古新能源裝機要超過火電裝機，達到1.35億千瓦以上；到2030年，新能源的發電量要超過火電的發電量。同時，在全國率先建成以新能源為主體的能源供給體系，率先在全國構建以新能源為主體的新型電力系統。

在綜合考慮未來發展態勢的基礎上，傅莎認為中國的煤電轉型可能會有幾大舉措。一是短期內要嚴控新增的煤電，通過機組合理的延壽等方法實現增量控制，以此降低轉型風險。二是要設計煤電轉型的頂層規劃，通過細化標準來構建相應的市場機制，推動有序轉型的進程。三是煤電企業自身也要積極尋求轉型，通過與可再生能源的協同發展，通過與可再生能源協同發展、供熱降耗改造以及發展減排技術等來提升競爭力，更大程度地降低轉型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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